最大的挑戰是存在主義式的： 我們要虛擬的電影節成為什麼？做到什麼？ 我們必須合力解答這些哲學上的問題， 同時還要為整個被打亂的影展首映生態系統和放映時程導正方向。
我首次察覺到COVID-19大流行在中國以外愈趨嚴重的跡象之一發生在2020年2月，當時我的同事即將前往希臘參加塞薩洛尼基紀錄片電影節的行程遭取消。我們天真地想，病毒是否可能影響那年春天的坎城電影節。一個月後，英國進入第一次封城，沒人再去想電影節。
不見排隊長龍和華麗首映
經過一年來的全球動盪、國際旅行限制、發行延遲、戲院關閉，每個電影節都必須做出調整，否則便得取消所有的計畫。由於對現場放映的限制，大排長龍和華麗首映的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選片人及策展人不得不重新調整，在擁擠的串流媒體環境和現有技術的限制下，投身對觀眾注意力的激烈競爭。當整個產業都處在動盪之中，一個電影節如何引起共鳴，並吸引關注呢？
雙軌制：線上串流與小型現場放映
許多人已起身迎接挑戰。2020年4月，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CPH:DOX）和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首創推出純虛擬版本。蒙特婁奇幻影展則在當年夏季仿效。產業中幾個規模最大的電影節，向來招徠數以萬計的賓客以及主要電影製作人備受矚目的作品，選擇播放線上版本的同時，也為當地居民做小型現場放映。協調出這種雙重模式的同時，又要保有每個電影節的性格和認同，著實艱難（正如同在這電影既必要、對許多人又是種奢侈的一年裡，向觀眾確保其價值）。
「以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規模，要將它以這種混合模式呈現，造成一些挑戰，」該影展選片資深經理羅賓．西堤森說。「我們被稱為世界最大的公共電影節，我們持續努力為影展節目建立卓越標準，所以當我們知道片單會比較集中，我們只想確保我們能夠維持入選影片的品質，以及呈現的品質──用電影製作團隊和出資人，以及觀眾想要的方式。」
影展面臨存在主義式挑戰
紐約電影節也有類似的狀況，它通常在多倫多影展約一個月後舉辦。正如選片助理瑪德琳．惠特爾所解釋：「從方法上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存在主義式的：我們要虛擬的紐約電影節成為什麼？做到什麼？我們必須合力解答這些哲學上的問題，同時還要為整個被打亂的影展首映生態系統和放映時程導正方向──決定哪些電影可以為我們所用，這些電影的製片廠和發行商對全國虛擬首映感到不快，並堅持等到電影節恢復現場放映。然而到最後，由於許多發行商都樂意與我們一道躍起，我認為評選委員會沒有人覺得我們的片單因為這些限制而降低水準。」
片單精簡，映後問答請進Zoom
即使是以精簡形式（多倫多影展把片單從2019年的245部電影長片，減少到2020年的60部；紐約電影節的片單縮減幅度較小，從前一年的75部電影長片到疫情中的60部），這些電影節依然確實吸引高知名度人才。趙婷的《游牧人生》在大幅縮減現場人士的威尼斯電影節首映，接著在多倫多影展和紐約影展中於北美放映。多倫多國際影展首映法蘭西斯．李和史派克．李的新作，紐約影展則迎來史提夫．麥昆備受期待的選集《小斧頭》（Small Axe，暫譯）前三部。在今年1月，日舞影展集結的影片比往年都更貼近它獨立電影的根源，由西奧．安東尼、夏卡．金及園子溫帶來作品。由於程式設計師試著盡可能將社群精神帶入往往與世隔絕的串流世界，透過Zoom進行電影製作人介紹和映後問答變得稀鬆平常。
疫情中觀眾參與度空前熱烈
三個電影節都在疫情中達到空前的參與度。在2021年七天的日舞影展，觀眾較往常於猶他州舉辦的平均11天實體影展多出2.7倍，電影長片及短片觀賞次數超過25萬。紐約電影節報告全美將近4萬次付費，外加紐約各地8300人參加符合防疫規範的現場放映──較2019年增加9.15%。多倫多國際影展確認銷售超過11萬8000張票（線上10萬5000張，1萬3000張來自汽車電影院、戶外電影院及少數的室內放映）。相較於2019年30萬7362的參與者，這個數字或許看起來低，但一張汽車電影院或在家觀賞的票，可以讓一人以上觀賞電影，也就是說實際的參與度可輕易達到至少數字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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